提新娘
我要随着工队去天津做工，离开南方一段时间，启程的日子定在立冬那天。我的老父亲对这场短暂的分别抱着十二万分的痛惜与心碎，仿佛我是要去服刑或者受到整整一个冬季的昏天黑地的虐待，在临别的前一个星期，他就整天在水果市场四处溜达，寻找我小时候最爱吃的冰糖西瓜。我的家乡过去以盛产这种甜得腻人的西瓜而出名，以至于城里人都把我们这儿称作西瓜乡，但近来种西瓜的农户已越来越少，只有一家乡政府授权的品牌仍在孜孜不倦地生产，并且想方设法地以滑稽的手段提高冰糖西瓜的知名度，例如推出真空包装的辣椒籽腌西瓜片等等。我在上小学的年纪也一度被冰糖西瓜所迷倒，经常用为数不多的零花钱在校门口的小摊边买上满满一怀的鲜榨西瓜汁，即使喝到闹肚子，也是就着西瓜汁才勉强把那些药片吞下肚的。在我十一岁生日时，我的朋友和亲戚们给我送来的礼物是清一色的冰糖西瓜，家里摆不下了，只能堆到放置五金零件的储藏室去。连续两个月将西瓜当作主食之后，我终于对西瓜产生了几乎恐惧的厌恶，也就是俗称的“吃伤了”。当初送西瓜作生日礼物的亲戚们听说这件事情都各自发表了一通善意的嘲笑，但不久之后，他们都把这事儿给忘了，我在他们心目中仍是那个“爱吃西瓜的小男孩”，包括我父亲，他时不时在下班路上还会买上两个西瓜，绑在那架几乎等同于破铜烂铁的自行车后座上，可能到现在为止，我父亲还是认为我是个爱吃西瓜的小男孩。
在汽车站，我的几个工友把那些网兜的西瓜装进客车车肚之后，他几次三番地从车门的缝隙中伸出手来，像溺水者抓住浮木那样紧紧抓着我的臂膀前后摇晃，直等到司机开始不耐烦地催促时，他才悻悻然退后。我看他情绪已平复得差不多了，于是简短地向他交待了几句在家的注意事项，便去找自己的座位安置下来。车子启动，满车厢腥辣的汽油味，我扭头向后边的车窗一看，发现他将两手揣在袖子里，似乎在默默流泪。之所以没跟着我一起走，是因为他说他会冻死在天津的冬天里，即使不，也会被他叫得冻死在那里。我满心羞愧地回过头，为了掩饰自己的难堪，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将额头靠在脏兮兮的车窗上，一边嚼着车站报亭里买来的槟榔。我有强烈的预感，这副夸张的送别场面将成为工队里整个冬天用来佐饭的笑料。
但是在我理智的回路里，我知道这不能怪我父亲。五年多以前，当我母亲还没有因为乳腺癌而住进医院第六层的时候，他就已经是那个对周围一切都唯唯诺诺的样子了。过去他干的是送报员的工作，就是靠那辆如今已差不多只剩骨架的“飞燕”牌自行车，别人都以为这是他在陌生的城市安顿下来的第一块踏板，但他好像天生就缺乏年轻人该有的雄心壮志，送报的工作一干就是二十多年，连与我母亲认识、发展到结婚，都是她按心中的阴谋按部就班地达成的，他在落入这个连环陷阱的过程中连点头同意的余地都没有。举个例子来说，他们结婚不久之后，我的四姨——也就是我母亲在少女时代恨之入骨的那个最小的妹妹——从大城市赶来家里拜访，一边抚摸着她右手无名指上那个“足有鹅蛋那么大”的戒指，一边取笑她说：“这样的姐夫还不如服装商场里的模特假人呢，起码假人还生得俊俏些！”那时我父亲在为她俩斟茶倒水，连这句话讽刺的是他都没听出来，反倒是母亲大发雷霆，直接将四姨推搡到门外，响亮地锁上门，发誓从此与她老死不相往来。这段往事是我母亲说给我听的，作为嘲笑我父亲愚蠢的重要依据，但我总觉得当时他只是假装没听出来，因为除非智力障碍否则都能听出四姨那句讽刺的涵义，而我父亲的智力显然是正常的，他虽然说话不多，但认识许多字，有时候还会对报纸上的一些政治新闻发表些羞怯而简短的评论。然而，他们的婚姻生涯中少得可怜的几次能称得上罗曼蒂克的场景，也都确实是我母亲编排、导演、为父亲下达细致到表情和语气的表演命令之后，才勉强实现的（这也是我母亲在病榻上对我抱怨的事情之一）。母亲去世之后，他发现自己来到这城市的几十年中，既没有朋友，也没有培养过什么兴趣，只有母亲留给他的唯一遗产——我，能够当作一点小小的安慰。于是他的身形迅速萎缩下去，变成了一个手足无措的婴儿，从我十九岁那年起一股脑将所有的判断题都交给我处理，并且越来越多地表现出老年痴呆的迹象，吃饭和洗澡都需要我的照顾，在这些方面，我更像是他的父亲。
到了天津之后，几个工友坚决要帮我把西瓜扛进临时宿舍，但我更坚决地拒绝了他们，并应承说只要他们能一道解决这些西瓜才是对我最大的帮助。我住的临时宿舍位于工地旁一栋灰不溜秋的楼房三楼的毛坯房里，那儿既没灯也没水，要喝热水得提着暖壶去工头的房间旁边打水，此外，周末还会给每间宿舍各发半包白蜡烛。除此之外，宿舍里只铺着一张大草席，还有一捆大得吓人的棉被，大多数室友都不想半夜里冒着寒风去外边撒尿，有上厕所的需求就在宿舍墙角边解决，所以这个房间里还总是一股尿臊味。但是这些并不妨碍我们这里成为整个工队最受欢迎的地方，因为同室的一个机灵鬼带了一台家庭放映机来，显然他不是第一次到这个工地了，施工区外边总有一群狡猾的碟片商，挎着一盒子武侠、枪战、血腥，当然还有色情的电影碟片来向工人们推销，碟片本身的租价并不贵，五块钱三碟可以借半个月，但租放映机的价格就得另算了——这就是那些行脚商们玩心眼的地方。大部分人抵抗不了碟片盒子上那些火爆香艳的封面，只好咬牙忍痛把那珍贵如神像的放映机小心翼翼地抬回宿舍，但只要一想起放映机的价钱，无论什么片子都索然无味了。但这个冬天，大家去租碟片时都是喜气洋洋的，在我们宿舍花八块钱即可获得两个小时的放映机使用权，每当有谁喝多了点想出出风头的时候，就招呼着请大家看电影去。电影的画面就投射在灰扑扑的墙面上，那些凹凸不平的部分常常成为女明星脸上的瘢点和粉刺，但我们仍然就着啤酒和盐水花生看得津津有味，时不时对情节发表一些以“假如我来写，这里就应该……”开头的见解。每天晚上都有在宿舍围成一圈打扑克牌的，有电影的时候就借着放映机的微光打牌，但经常是打着打着就不免被电影里咚里啷当的声响吸引得回过头去，最后干脆把一手牌捂在膝盖上专心致志地看起电影来了。没电影的晚上他们就点蜡烛，光芒里满是香烟的烟雾。
想出带放映机来这个点子的机灵鬼被人叫做“孙猴子”，因为他的鬼主意永远是这么多。在工队里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个这类绰号，但可能是因为头一年加入工队的缘故，别人喊我总是直呼其名。为了尽快融入这个团体，我也试过给自己取绰号，再散布出去的做法。然而思来想去，我好像确实没什么值得称道的特点，唯一能跟同龄年轻人区分开来的也就是我堆放在宿舍角落里的那些个冰糖西瓜，像桌球一样整齐地码在窗户底下。于是有一天我憋了整整一肚子水，在墙上潇洒地尿了“大西瓜”三个字，又租了五六碟刑侦片，半开玩笑地对舍友说：“快叫人来了，就说大西瓜请看电影。”每天晚上切一个西瓜挨门挨户地走访，简直像车站前头卖盐水菠萝的一样。可惜我的这些伎俩根本没让他们把“大西瓜”跟我联系在一起，还是只喊我的名字，偶尔议论一下那个神秘又大方的“大西瓜”今晚请不请看电影了。
在天津的这段日子里，我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我父亲有个特异功能，就是总能准确无误地抓住不合适的时机给我打电话。我的手机电话簿里没有保存任何号码，因为我知道会给我打电话的人除了骗子就是我爸，而这两种电话我都不想接。比如，在我肩上扛着四个水泥袋的时候，或者工头训话的时候，最尴尬的一次是孙猴子请我们看色情片，片子正演到精彩处的时候，影片里的女明星还在哎哟哎哟地叫唤，他听了半晌，来了一句：“这是咱们家媳妇儿吗？”他在电话里的说辞本来就是千篇一律的，这儿冷不冷，有没有吃饱饭之类，而我的回答也总是大差不离。近来他似乎也察觉到这样打电话太没趣味了，但电话该打还是要打，现在他每天打电话来的时候就一句话也不说，只等着听我“喂、喂”地干着急，可能这种“喂、喂”的声音在他听来才是尤其富有生气的。
那天晚上没人请看电影，也没人打牌，我父亲也没打电话来，这倒是一件非常少见的事，我打算收工之后就早早睡觉。还不到八点的时候，两个同宿舍的工友，一个叫“黑老子”，一个叫“狗鼻子”，抱着两桶大红色的油漆，腋下挎着两块毛毛糙糙的薄木板，问我去不去“提新娘”。
我对这几个字眼儿毫无概念。黑老子（在晚上他仿佛就是一副漂浮在空中的雪白假牙）告诉我说，这是每年冬天来这儿上工的习俗，等我跟他们一起去了就知道，他们甚至可以把油漆分我半桶。
我们约好了九点在工地后面的小篮球场见面。我提早了二十分钟在那里等，夜里的风奇冷无比，为了不在这奇妙的人生体验中又遭到我父亲的打断，我连手机也没带。等待的时间相当难熬，我把两只手交叉搁在胳肢窝里取暖，最后无聊得像一只钟表那样数起秒来，但又总怀疑自己数快了，因为二十分钟老早就已经过去，黑老子和狗鼻子仍然没出现。
一阵喧哗影影绰绰地伴着寒风吹进我几乎没有知觉的耳朵里，是从篮球场西边传来的。那声音很像在举行婚礼或者什么乡村综艺节目，还能隐约听见主持人话筒那刺耳的回响。篮球场西边是工头再三提醒过我们不要进入的危险区域，入口处拉上了铁丝网，甚至还编出了一套战争时期那里埋过许多至今无法破解的地雷等等的说辞，但是在工人之间，有另一种更简明易懂的解释：那里阴气太重，频繁闹鬼。当我在篮球场听见那一通欢天喜地的吵闹声时，由于被放鸽子而引起的对全世界的恶意压倒性地盖过了对鬼魂的恐惧，甚至滑稽地想，如果是鬼魂们在开狂欢晚会，说不定我还能见到梅艳芳呢。
我没费多大劲就掰开了那层细细的铁丝网，钻了进去。篮球场四周环绕着一片桑树林，看起来已经有些年头了，估计秋天的桑葚会很肥美。此时，桑叶黑黢黢的影子遮蔽了我的整个视野，等我终于拨开这重重业障的时候，就像猛然在丛林中发现一片大湖，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个类似罗马斗兽场那样的巨大的圆形沙地，周围用尼龙绳简单地围了一圈。场外有一个高高的舞台，背景布置得花花绿绿，一个身穿劣质西装、胸前口袋里塞着白花的青年男人正举着话筒，高声进行激情洋溢的解说，看起来颇像乡下的殡葬仪式，但是他的声音早就被观众席上不知是叫骂还是叫好的吼声给覆盖了。
沙地上有斑斑点点的红色印迹，说不上那是红色油漆还是什么。这些鲜红的花丛中央站着一个满是横肉的男人，穿着健美教练一样的韧性背心，多余的脂肪从背心边缘溢出来，像斗牛一样吁吁喘气。在漂浮着微尘的灯光里，能清楚地看见他如同蒸汽机似地不断喷吐着白雾，鼻孔中直直喷出两道悍气。虽然眼前已经没有对手了，但他还是拿血红的眼睛瞪着前方的空气，从观众席上不断抛出果皮塑料瓶之类的杂物，他背后简直像是一片退潮过后的沙滩。主持人抬高音量喊着：
“又一个挑战者被打倒了！第三个！这是曹操今晚干掉的第三个人！没有人能阻止他了吗？如果没有新的挑战者出现，曹操就将是今晚的胜者！”
我才意识到这些不是死尸或鬼魂，而是活生生的人；因为这个被无比吹捧的曹操是我们工队里管账的，之所以叫他曹操，是因为他总在屋里工作，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能有三百天不出门，因而脸色苍白得可怕，简直像京剧里的曹操脸谱一样。我和曹操接触不多，但总能在工队里不由自主地听见嘲笑和议论他的声音，此人的背包里永远有发胶、发油和护发素等一系列瓶瓶罐罐的玩意儿，走路时都踮起脚来走，说话像女人一样细声细气。
但看看他现在的样子，几乎是个专业的相扑选手了，我都不知道曹操的宽袍大袖底下藏着这么一副壮实的躯体，我还在讶异曹操这和白天判若两人的举止，突然从背后给人推了一把，重心不稳，倒在尼龙绳上，一个跟头摔了个嘴啃泥。我刚想回头骂娘，发现推我的小子正是笑嘻嘻的孙猴子，一句脏话还没出口，就感到周围钢针似的视线都投向了我。主持人的脸涨成了猪肝色，好像激动得下一秒就要暴毙当场似的，咬着话筒嘶吼道：
“新的挑战者！新的挑战者出现了，今晚的最后一战！胜利最终将花落谁家呢？是实力过硬的曹操，还是这匹新闯出的黑马呢？”
我后边的观众终于把嘴里的瓜子皮吐干净了，清晰得仿佛在我耳边大喊着：
“曹操，干死丫挺的！”
我都没来得及反应这是个祈使句，还是个宾语前置倒装句，面前杀红了眼的曹操就一个猛虎下山朝我扑了过来。一副要把我撕成两半的样子，幸好我身形比较瘦长，一步横跨就躲了过去，曹操像个正在憋气的乌龟一样死死卧在沙地上。我脱掉羽绒服，往沙地上狠狠吐了口痰，挥起拳头就朝曹操的颧骨打过去。实际上我从小就没有打过架，母亲管劝我的方式不是“打架危险”而是“你会让别人受伤”。此时正挨了我一拳的曹操向后踉跄两步，我的拳头火辣辣的，心里竟然有几分沾沾自喜。曹操又是一个猛扑，抱住我的腰部，我俩滚在沙地上，我使劲踹他的肚子，撕扯他的脸皮，但他就是死命不松手，紧紧地用那一身肥肉包裹住我，好像蟒蛇把猎物整吞下肚再慢慢消化一样。我都不知道他是怎么攻击我的了，无非是拧我的手臂关节，用膝盖和肘子捅我胸口之类，但挨揍的地方一点儿痛意都没有，只是像戳开了仇恨的泉眼似地，让我更用劲地去反击他。我们简直就是瞎打一气，丝毫没有那种你来我往的按章法打架的套路，最后连指甲、牙齿什么的全都用上了。我伸手去拽他后脑勺上的头发，想把他的脑袋拉远一点儿，但这个动作却让曹操大为光火，直接放弃了我，后跳到原来的位置。
我也站起身来，这时对峙的两人脸上都满是血迹了，气喘吁吁地相互瞪眼。曹操一向引以为豪的油光可鉴的小中分给我扯乱了，剩下的头发像阴毛一样卷曲着直立在头皮上，让人看了很不舒服。像是在狂欢的氛围中单独开了一个私人频道一样，曹操愤怒地低声对我说：
“你听着，就不能把这个冠军让给我吗？干嘛非要跳出来捣乱？你知道我在这儿打一晚上有多辛苦吗？这也就算了，现在你居然动我头发！你他妈的居然动我的头发！”
最后一句他重复了好几遍，最后甚至像失心疯的女人一样高声尖吼起来，观众们更加来劲了，觉得这是曹操表示他昂扬斗志的方式，但在我听来却刺耳得让人心烦，啰啰嗦嗦的搞得我也生起气来。我出声打断他说，好，我不动你头发。
我感觉脑子里响起了那些武打碟片里经常随着黄飞鸿一起出现的背景音乐。
一切都变慢了。我像个练家子那样绷紧了小腿肚子上的肌肉，然后朝着他的蛋狠狠踢了过去。
曹操被我踢中了，呈一个长颈鹿喝水般的姿势倒下去，下巴重重地磕在沙地上。他倒地的那片地方沙子很薄，底下是水泥地，我仿佛听见他下颌骨碎掉的声音，然后就是浆糊般的血，血，血，胶冻状的血，血，血。血让我头晕目眩，曹操一动也不动了。
主持人跳下舞台，捂住话筒，全场顿时响起一阵尖锐的电磁声，他握住我的手，面朝观众席，脸上仍堆满了一如既往的笑容。他悄悄问我的名字叫什么，我想也没想就回答说我叫大西瓜。他松开手掌，将我那只如同刚在辣椒水里泡过的红通通的拳头高高举起，放声道：
“各位观众看清楚了吗？看清楚了吗？刚才曹操和大西瓜是同时出手的，但曹操显然带着防御意识，而大西瓜就抱着即使挨打也要踢到他的觉悟，所以最后是大西瓜更胜一筹！多精彩的比赛，今晚的胜者是第四位挑战者——大西瓜！！”
我突然感到很没趣，既没有战斗结束的庆幸，也没有胜利带来的满足，好像我只是在舞台上因为愤怒而撒泼，但观众却都以为我是个喜剧演员似的。我甩开主持人的手，捡起羽绒服，匆匆回到了宿舍，把带血的衣服脱下来泡在热水盆里就睡了。
第二天我在工头的屋里又看见曹操，他戴着一顶毡帽，似乎是为了掩饰帽檐下鼻青脸肿的模样，看到我去打热水，只漠然地抬头看了我一眼，好像昨晚的事儿都没发生过一样。
收工之后，黑老子和狗鼻子问我为什么昨天没去。我说我迟到了，但没提曹操和那块圆形沙地的事儿，他们说昨晚去篮球场西边的旧楼栋里“提新娘”了，乐不思蜀得很，约我今晚再一起去。我从他们的表情就能琢磨出来这“提新娘”不是什么遵纪守法的事儿，但也没有什么所谓，昨晚我还把曹操的子孙给绝了呢。作为昨晚放他们鸽子的惩罚，我得替他们提那两桶红油漆。
吃完晚饭，我们连嘴也没来得及擦，就直奔篮球场西边的铁丝网而去。那块铁丝网被扯了一个大洞，后边是一栋高塔般的灰色楼房，即使把脖子昂成个直角，也很难看见楼顶。这时，冬天的夜晚已经早早降临了，那栋其貌不扬但又高耸入云的楼房在夜幕中仿佛一个巨人的背影。我跟着他们在灰蒙蒙的空气中登上楼梯，果然跟我想得大差不离，楼栋里处处都布置得像过年一样，楼梯上一串串像小猫脚印似的红漆印。每层有两家住户，透过窗户能隐约看见房间里的布置，大部分人家都把窗户大敞着，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趴在窗框上，年纪都大约在三十五岁上下，笑眯眯地招呼我们这些前来提新娘的小伙子，若有人把油漆放下，就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起来，如果女人们感到话题不合心意了，就响亮地把窗户关上。
对于她们的身份，我心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恶毒的猜想，但我宁愿去相信工队里的人另传的那套说辞：这里阴气太重，频繁闹鬼，那么这些居住在旧楼栋里的女人都是耽溺享乐，不愿往生而徘徊在人间的幽灵了。我一边像参观商品展览会一样用挑选的眼光走过一户户人家，一边在心里想象这些女鬼们都是因为什么而死的。比方说那个用漂亮的烟盒在窗台上摆了一排、自己则悠然自得地抽着外国香烟的烫卷发的女人，说不定就是因为烟抽太多致癌而死的。不，这样猜测太过直观，我比较倾向于她是因为怀孕时没法戒烟，生出了畸形儿后悲痛致死。走到四楼的时候，黑老子从我手里夺走了一桶油漆，用指头蘸了，往一扇窗户下头划了条线，随即和屋里的女人攀谈起来。那位美人儿比黑老子还要黑，浑身上下像是用皮革裹住了似地黑得发亮，只露出一双突兀的大眼睛，我暗自想道，这位要不是死在沙漠里的，就只能是死在矿井里的了。两位黑不溜秋的人形生物相谈甚欢，很快黑老子就跟我们打了个招呼，从窗户翻进屋里去了。
咱们继续上楼。狗鼻子对我这消极被动的态度很是不满，让我去跟下一个，无论是什么玩意儿，见到的女人搭讪。下一个很快来了，果然验证了我可怕的猜测，这是个体积有我两倍大的胖女人，因为面部的肥肉太多，五官都像是凹陷进去的一样。我用眼神向狗鼻子求助，狗鼻子这混球也向我投来了怜悯的眼神，但画外音显然就是“我帮不上你什么忙了。”我只好硬着头皮去跟那女人讲话，她看到我就像乡下媒婆一样笑逐颜开。
我想了想，实在没什么话题可聊，于是向她吹嘘起了昨晚我在格斗场的英勇事迹，越吹越来劲，最后这故事里的我快成了武打片男主角了，她才好像刚刚听懂一样：
“什么格斗场唷？”
她大笑着揉了揉我的头顶。“你真适合去当个文人。”
我扭头就走。狗鼻子追上来，在我身边笑得直不起腰来。“你看看，你看看她身上的肉，”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要是按猪肉的价钱卖，不知能卖多少钱。”
我愤愤然地去寻找下一个关于我与格斗场故事的听众。这回我根本没在意对方的模样，只是咬牙切齿地渲染了一遍战斗过程，开始时那女人还听得兴趣盎然，后来见我反复描述自己令曹操一招倒地的场面，渐渐地就开始打哈欠了：
“什么格斗场唷？怪吓人的。”
她砰地一声关上了窗户。
我越发感到胸中忿忿不平了，这些女人，什么都不懂，即使不知道那格斗场的真实与否，那也是我差点被曹操捂死的决斗经历，还有血，我打赌她们没见过那么多血，只把我的一番苦战当作笑话来听。走上七楼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女人正得意洋洋地趴在窗台上摇晃着屁股，窗户下头已经有七八条血红的横线了，我才察觉在这儿真正格格不入的人是我，在这种喜气洋洋的氛围里还偏要让女人对血与决斗产生敬畏，那才是异想天开。狗鼻子也和我走散了，他闻到楼上有股浓烈的香水味，于是二话不说就窜了上去，我想那喷了满身香水的女人大概是因煤气中毒而死的，为了驱散身上呛鼻的煤气味才如此疯癫地喷洒香水。我将两手揣在口袋里机械般地继续上楼，上楼，略过每一个摇着手绢吆喝的女人，还有从窗户里探出半个身子，和隔壁邻居相互嬉笑的女人，看也不看她们一眼，只关心还有多久能走到顶楼。
越往上走，窗户底下有线的人家就越少。我仍然赌气似地闷头向上走，直到额头撞着墙壁，才发现确乎是到顶了。最顶上一层的两户人家，一家没点灯，另一家里头倒是亮堂堂的，只是没开窗户，一个瘦弱不堪的女人正坐在窗边打毛线，头发留的是上世纪在上海女人中间风靡的短发样式，看起来也就二十来岁，脸蛋漂亮，但憔悴。她看见了我，愣了一会儿，起身将窗户打开一条缝隙，我借机看到了她的房间，又窄小，又狼藉，简直像海面上的某间船舱。我怯懦地将一只手臂搭上窗台，开始语无伦次地跟她搭话。她神情木然，只是专心地打着毛线，听着我这些完全像是酒后吹牛的话，她的脸上开始露出失望、沮丧乃至于绝望的神情。对我的神奇经历，她什么也没评价，只是用那双哀愁的眼睛瞥了我一眼，用劲地把窗户关上了。
可能由于冲击太强的缘故，一声巨响过后，窗玻璃像初春的薄冰一样碎裂了，晶莹的碎渣洒了一地。我愣愣地站在原地，感到迎面吹来的是寒风与霜粒。说句俗气的话，她决绝地关上窗户的一瞬间，我感到自己胸膛里的什么东西也随之破碎了。失却了窗户的阻碍，我清楚地看到了她的脸，是孙猴子所借的色情碟片里女主演的脸，就是我父亲打电话来问“这是咱们家媳妇吗”的那个女人。
玻璃已经碎光了，面对孤零零的窗框，她还是认真地扣上锁扣，继续专心于她的毛线活计。我发觉到自己爱慕她，而且那些不久前我还在引以为豪的血和战斗，跟她瘦小的脊背上背负的那些神秘而忧郁的苦难相比，根本不值一提。我弯腰拾起地上的玻璃碎片，一片一片地，慢慢地想把它们重新拼在窗框上，但怎么也拼不好。从她露出那失望的神情开始，我们之间早已有了比窗玻璃深厚成百上千倍的隔阂。
我想起我父亲给我送别的那一天。他穿着不很合身的绿色军大衣，戴着遮耳的雷锋帽，在冬天的风里如同枯枝似地颤抖，干巴巴的，又瘦又小，蜷在大衣里头，车子开动之后还远远向我招手。我说谎了，我那时回过头来并不是因为难堪，而是胸中充满了一种纯粹的、无解的、令人想放声大哭的心情。但遇见这女人之后，我才发觉其实我父亲没有那么舍不得我走，那个场景想来也并非诀别，我想哭的心情也不过是昙花一现。
母亲的死并不突然，也不意外。她从我很小的时候起就查出了早期癌症，但是不愿意放弃工作和家庭去专心接受治疗，以至于在我逐渐长高的那段日子里，她在一天天地倒数自己还能活着的时光。果不其然，最后她病情恶化，不得不住进医院，遭受了一段时间非人的折磨之后，逐渐连说话和呼吸也变得困难，像具尸体一样躺在病床上许久许久，躺到我们都习惯了母亲不会再出声、也不会再动弹的时候，奇迹没有发生，她顺理成章地死在了那里。我们没有哭喊，甚至没有流泪，只觉得，是的，终于结束了。一向热爱惊喜与罗曼蒂克的母亲到最后没能给自己安排一个谁都想不到的反转情节。
我想我们俩只是很需要一个戏剧性的时刻，于是用父子告别这一舞台梗概共同上演了一台好戏，我和我爸心里都清楚，我们没有自己表现出来的那么感动。这就像埋进酒曲里的新米，要等到好久好久之后，直到它再也看不出记忆中的那个样子时，才会冒出发酵的酒香。
之后，黑老子娶了那个黑如煤炭的女人，将她从那栋旧楼房里抬了下来，大家庆祝着黑老子“提新娘”成功，这才击破了我心里那个恶毒的幻想。同时他们也告诉我，旧楼栋里的女人们是附近服装厂的缝纫女工，一群嫁不出去的老姑娘，因而才把希望寄托在每年冬天来这里上工的外地工人身上，没有鬼魂，没有宿怨，什么也没有。当翌年开春的时候，我带着工资回到了西瓜乡，那几个网兜的冰糖西瓜已经烂在了宿舍里。有人告诉我，我父亲在几个月前就毫无理由地死去了，算来就是他开始给我打无声电话的时候，但老家没人能联系得上我，乡亲们只好一起出钱把他埋了，埋在西瓜田里，只因为大家对我的唯一印象是那个爱吃西瓜的小男孩。
我去祭拜过他，但始终还是没有流过泪。那种纯粹的、无解的、令人想放声大哭的心情，已经被闷在了酒窖深处，偶尔能传来凉飕飕的气味，但没法再轻易看到它的全貌了。我不知道父亲对我的送行是否是他安排好的永别，他是不是想在送行的场景中告诉我一些什么。
而我或许只是对他的故事冷冷地关上了窗。
